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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独特的] 离道反教

THE APOSTASY
(Simplified Chinese)

海罗伯博士(Dr. R. L. Hymers, Jr.)著

二○一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星期六晚
于洛杉矶浸信会幕所宣之道

A sermon preached at the Baptist Tabernacle of Los Angeles
Saturday Evening, December 29, 2012

"人不拘用什么法子,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;因为那日子以前,必有离道反教的事,并有那大罪人,就是沉沦之子,显露出来" (帖撒罗尼迦后书 2:3)。


"那日子" 指的是第二节中提过的 "主的日子"。帖撒罗尼迦人并未因基督已经再临而感到不安。他们知道基督仍未回归。他们所担心的是,主的日子的上半部分已经到来,并且他们已处在「大患难」期间了。世俗罗马政权对他们的强烈迫害,促使他们认为,他们已经进入了「大患难」时期。他们担心神在末日的大审已经开始了。因此,在我们的经文内,使徒保罗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不可能已经生活在「大患难」期间。有两件事必须首先发生。马唐纳 (William MacDonald) 说:

      首先,会有离道反教之事, 或apostasy。那是什么意思呢?…它指的是人们将大规模背弃基督教的信念,或对基督教信念的彻底否认。
      然后,一位举世瞩目的人物将会出现。此人将是一位 "无法之人", 换句话说,他将是一个罪孽与叛逆的化身 (William Macdonald, Believer's Bible Commentary,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, 1995 年版, 第2053页; 有关帖撒罗尼迦后书2:1-3的注释)。

"无法之人" 指的是敌基督,也就是最后一位全球独裁者。可见,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,在「大患难」发生之前,必先有两件事发生 ── 特有的离道反教,以及敌基督的出现。在这则信息中,我将探讨的是前者,即离道反教之事。主的日子不会到来,除非 "离道反教的事" 必先发生。奎斯维尔博士说(Dr. W. A. Criswell):

"离道反教的事" 一词可译成英文的 "the apostasy"。其中的定冠词 "the" 意味着保罗所思考的,是某次特定的离道反教的时期。言下之意是,在 "主的日子" 到来之前,自称信徒的世人必先有显著的离道反教之倾向 (W. A. Criswell, Ph.D., The Criswell Study Bible,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, 1979; 对帖撒罗尼迦后书2:3的注解)。

在基督教历史上或时代(era, or dispensation)期间,有过数次离道反教的阶段。但直到近代为止,没有出现过一次全球性的 "大规模背弃基督教信念" 的时期 (MacDonald, 同上)。如今,一切新教主流教派均因离道反教而遍体鳞伤。在循道宗的学院与机构内、在路德教、长老会主体、圣公会、以及许多浸信会之内,这都已成事实;我们已将这一切记录在了我们撰写的《当今的离道反教》一书中 (Today's Apostasy, Hearthstone Publishing, 1999; 2001年第二版)。甚至罗马天主教教会如今也走上了自由主义化的离道反教之路;连教皇本人现在也完全接纳了达尔文的进化论。林赛珥博士(Dr. Harold Lindsell)曾在他所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《为圣经争斗》(The Battle for the Bible, Zondervan, 1976年版)一书内,详细地记载了众教会离道反教的过程。书中一些章节的名称便包括了讨论离道反教的内容:

路德教会-密苏里州议会(The Lutheran Church-Missouri Synod),
美南浸信会(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),
福乐神学院(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),
其他教派以 及其他类似教会的组织。

大卫•韦尔斯博士(Dr. David F. Wells)在戈登-康维尔神学院(Gordon-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)中曾担任 历史与系统神学 的教授。他著写了数本记述离道反教之事在福音教派内迅速蔓延的书籍,其中包括了如下几本:《废墟中的神》(God in the Wasteland)、《我们美德的丢失》(Losing our Virtue)、《真理难容﹕福音派的神学理论何在?》(No Place for Truth: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?)。《时代周刊》把韦尔斯博士的书籍称作 "对福音派神学理论败坏的一针见血的谴责"。在《真理难容》(Eerdmans, 1993年版)一书中,韦尔斯博士说:

当基督教真理的社区出差错时…其结果…便是总体上的无神论信仰,无论出错的是自由派或是原教旨派。正是此无神论的信仰,使教会贬低成它所举办的一场礼拜、或其牧师所能鼓动促成的某种好感而已…它使教会贬低成某种助人行善的机构…我们从中获得的仅是某种情绪而已…人们仅愿不顾正误地听讲,对真理毫无兴趣;他们对正义仅具有好感,而缺乏激情(第 248, 249页)。

他还说,

福音派社区因向现代主义长期的逐步妥协, 已渐渐失去了它的战斗性。更不幸的是,它已失去了传统上所持有的信念, 不再认为神具有中心的地位、以及充足的能力…反而认为教会如今所需的是改革、并非复兴(同上, 第295, 296页)。

他说,超巨型教会、新兴教会、以及激进派人士正往 "更加自由化的基督教发展。我怀疑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福音教派人士的下一代,将变成彻头彻尾的自由派人士,变成他们的祖辈所抗争反对的群体一样" (David F. Wells, Ph.D., 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,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2008年版, 第2页)。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,仅有一点:我认为他们中许多已经 "变成彻头彻尾的自由派人士" 了。例如, 饶伯•贝尔(Rob Bell)对「永恒地狱」这一教义的攻击,完全有可能在哈利•佛斯迪克(Harry Emerson Fosdick)或过去其他任何一位自由派人士的书中读到。而 贝尔 这本书却得到了福乐神学院主席的彻底认同!

"人不拘用什么法子,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;因为那日子以前,必有离道反教的事…" (帖撒罗尼迦 2:3)。

如今,我们无疑已经生活在那独特的离道反教的时期内了!

但此离道反教是如何产生的?马丁•罗伊-琼斯博士(Dr. Martyn Lloyd-Jones)对此作出了正确的阐述:

我会毫不迟疑地肯定说,现今基督教教会的整体状况、以及它所造成的世界整体状况,其主要原因在于教会中越来越深的可怕的离道反教的状态。在过去一百年以来,教会的离道反教状态已变得越来越糟糕 (D. Martyn Lloyd-Jones, M.D., Revival, Crossway Books, 1987年版, 第55页)。

罗伊-琼斯博士说这话的时候是1970年代初。如果他现在来说这话,便会说 "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,教会的离道反教状态已变得越来越糟糕"。

离道反教的根源可追溯到启蒙时期。弗朗西斯•谢弗博士(Dr. Francis A. Schaeffer)指出,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(Voltaire, 1694-1778)被称为 "启蒙运动之父"。谢弗博士指出:

启蒙运动乌托邦式的追求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﹕理智、自然、幸福、进步、及自由,其理念基础纯属世俗 (Francis A. Schaeffer, D.D., How Should We Then Live?, original copyright 1976; Crossway Books, 2005年重印本, 第121页)。

在启蒙运动思维中,人占据中心地位。神与圣经变成了道具和配景。

涉及我们讨论的离道反教的题材,启蒙运动中有三个突出的人物,他们具有深远的影响力。约翰•塞姆尔(Johann Semler, 1725-1791)是一位德国的神学家,他说,神学是一门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学问,因神学家必须应答处理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所提出的问题。结果,圣经内很大一部分并非神所默示的。圣经内的理念价值必须由个人来监定。如此,塞姆尔把人的理智摆在了圣经内神的默示之上,打开了出自德国的圣经批判学大门,削弱了圣经在现代世界中的权威。

对离道反教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个人便是查尔斯•达尔文(Charles Darwin, 1809-1882)。达尔文的唯一学位是神学理论方面的。他抛弃了早年所信奉的在创世记中所记载的创世论,在他撰写的《物种起源》(The Origin of Species)一书内,提出了物种演变的理论,那便是人人耳熟能详的进化论。后来, 他在1871年所著的《人类的由来》(Descent of Man)一书中,使用了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起源。托马斯•赫胥黎 (Thomas Huxley, 1829-1895) 在多次辩论中攻击了基督教,并由此令达尔文的进化论普及起来。达尔文和赫胥黎严重地破坏了基督徒的信仰和圣经的权威性。

第三个带啓蒙思维的人是查尔斯•菲尼(Charles G. Finney, 1792-1875)。此人在离道反教浪潮的泛滥中常常被人忽略。菲尼攻击了新教改革派的说教,他把救恩置于人的把握中,而并非神的工作。菲尼教导,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,来选择得救,或拒绝救恩。所以,得救本乎恩典这一改革派的伟大教义,被菲尼的「新伯拉纠主义」(neo-Pelagianism)取代了。他认为,人完全能靠自己的决定来成为基督徒,只要他本人决定便可以了。菲尼不是阿米尼鸟斯主义者(Arminian)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伯拉纠主义者。菲尼的伯拉纠主义学说最终迅速蔓延开来,取代了改革派所教导的得救本乎恩典的教义。菲尼主义的影响是如此的强大,以至于现代的 "决志主义(Decisionism)" 大致上取代了传统的新教教义。

让我们来看看 "决志主义" 是如何吞没了教会,并造成了如今离道反教的现状。伊恩•穆雷在他撰写的《复兴与复兴主义》一书中指出,福音教派在十九世纪中抛弃了传统的转变得救的概念,转而接纳了查尔斯•菲尼(1792-1875)所倡导的 "决志主义"(Iain H. Murray, Revival and Revivalism: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-1858)。穆雷明确地指出,到了二十世纪初,在流行的福音思维领域中,这一演变转折已基本上完成了:

      转变乃人的作为这一概念,变成了福音派的核心教义; 同时,正如他们忘记了重生乃神的作为一样,复兴乃圣灵之工的概念也完全消失了。[这] 正是菲尼理论的直接恶果 (Iain H. Murray, Revival and Revivalism: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-1858, Banner of Truth Trust, 1994, 第412-413页)。

穆雷所著的书对这段关键的转折时期具有极深的见解。我们应该先读第十四章。其中提供了福音派信仰是如何逐渐脱离了对转变的传统古老的认识,并进而堕入了新的菲尼的 "决志主义" 教义。由新教和浸信教所传播的转变逐渐被人遗忘,取而代之的仅是为基督的某种人为的决志,其真实内涵因人而异。「走向前面」, 「举手决志」, 「作罪人的祷告」, 「认基督为主」, 承认「救恩的计划」, 甚至背诵的几句经文,都可以用来代替圣经内所谈到的神在人内心做成的转变异工。

由菲尼所代表的离弃转变、倾向决志主义的过度,也曾引起其他几位学者的注意。大卫•韦尔斯在戈登-康维尔神学院 中担任 历史与系统神学 的教授,他说, "对转变之理解的变化具有几个阶段。" 他在列举了这几个阶段之后指出,这些变化与查尔斯•菲尼的工作息息相关(David F. Wells, Turning to God: Biblical Conversion in the Modern World, Baker Book House, 1989, 第93页)。已故的历史学家威廉•麦克牢弗临二世也曾谈到 "查尔斯•格蓝迪逊•菲尼在1825-1835年间创立了现代复兴主义" (William G. McLoughlin, Jr., Modern Revivalism: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to Billy Graham,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, 1959, 第11页)。福音派理论家派克(J. I. Packer)也同意这种看法,并说道, "现代式的福音概念是 查尔斯•G•菲尼在1820年代中所发明的" (J. I. Packer, A Quest For Godliness, Crossway Books, 1990, 第292页)。理查德•若宾挪维滋也曾带着世俗历史学家的眼光,著书描述过这种由转变向决志的变迁 (Richard Rabinowitz, The Spiritual Self in Everyday Life: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-Century New England,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, 1989)。其他宣道士在这一变迁中也曾起过某种作用,但菲尼明显是这一过程的引路人。

如此,正如这些人所指出的那样,转变演化成决志,这主要归功于菲尼的事工和著作。菲尼的观点横扫了所有美国福音派的教会,并在后来二十世纪中渗透了许多在英国的教会。如今,穆雷所作出的描述,几乎完全概括了所有英文社区的现状: "正如他们忘记了重生乃神的作为一样,复兴乃圣灵之工的概念也完全消失了。[这] 正是菲尼理论的直接恶果" (Murray, Revival and Revivalism, 第412-413页)。正如威廉•麦克牢弗临 所指出的那样, "他开创了一个美国复兴主义的新世代。他改变了整个福音运动的理论与过程" (McLoughlin, Modern Revivalism, 第11页)。我们如今仍在与那次变迁所带来的恶果作争斗。我们周围离道反教的现状显明,菲尼的决志主义造成了我们教会的衰亡。

菲尼是启蒙运动的果实。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中将人文主义(人的理智乃知识的源泉)带入了哲学思维领域。启蒙运动对菲尼的理论影响,主要来源于布莱斯通所著的《布莱斯通法学诠注》(Blackstone's Commentaries)。菲尼的神学理论几乎完全基于人的理智和思维,显明了他深受启蒙运动之影响的痕迹。康德(Kant, 卒于1804年)与施莱尔马赫(Schleiermacher, 1834年卒)论述说,宗教的目的主要不是神,而是更着重有关人类信仰的旅途。他们的观点通过菲尼的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充分的表达。黑格尔(G. W. F. Hegel, 1831年卒)说,神是一种不具理智的能力。此观点也曾屡次在菲尼的著作中出现过。因此,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哲学观点(康德、施莱尔马赫、以及黑格尔)通过这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的心灵,渗透体现在菲尼的理论和方法中。将人放在中心地位、以及人类的自主性(human sufficiency)变成了菲尼时代思维方法的一部分。菲尼受此影响极为深刻。而正是通过菲尼,启蒙运动的思维理念渗透了美国新教整体,几乎完全摧毁了它。

菲尼的决志主义首先毁掉了公理会,然后是循道宗,再后是长老会,接下去便是各种浸信会的团体。自由派并没有 造成教会的衰亡,其罪魁祸首是决志主义。决志主义带来了自由派的论点。在我就读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里面的每一位自由派教授,都曾作过某种决志,但他们的决志并未使他们获得转变,结果他们一旦接触到自由派的观点,便立刻接受了它。决志主义带来了自由派的理念,原因在于那些未得转变之人,虽然作过决志,却仍旧无法理解圣经内属灵的信息 (参 林前2:14)。 耶稣曾对一位知名的学者这样讲, "我说:「你们必须重生,」你不要以为希奇" (约3:7)。

无论你是谁,无论你学到了什么,无论你作过多少 "决志" 与 "献身",或者你如何努力将基督作为你的主,你仍然必须经历转变,不然你必下地狱。我们的祈求是你能够认罪自责,趁现今仍有机会,在信靠主耶稣时得到真正地转变。

(证道 / 宣道结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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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道前葛利费斯先生(Mr. Benjamin Kincaid Griffith)的独唱﹕
"Christ Returneth" (词: H. L. Turner, 1878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