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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獨特的] 離道反教

THE APOSTASY
(Traditional Chinese)

海羅伯博士(Dr. R. L. Hymers, Jr.)著

二○一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星期六晚
於洛杉磯浸信會幕所宣之道

A sermon preached at the Baptist Tabernacle of Los Angeles
Saturday Evening, December 29, 2012

"人不拘用甚麼法子,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;因為那日子以前,必有離道反教的事,並有那大罪人,就是沉淪之子,顯露出來" (帖撒羅尼迦後書 2:3)。


"那日子" 指的是第二節中提過的 "主的日子"。帖撒羅尼迦人並未因基督已經再臨而感到不安。他們知道基督仍未回歸。他們所擔心的是,主的日子的上半部分已經到來,並且他們已處在「大患難」期間了。世俗羅馬政權對他們的強烈迫害,促使他們認為,他們已經進入了「大患難」時期。他們擔心神在末日的大審已經開始了。因此,在我們的經文內,使徒保羅解釋了他們為什麼不可能已經生活在「大患難」期間。有兩件事必須首先發生。馬唐納 (William MacDonald) 說:

      首先,會有離道反教之事, 或apostasy。那是什麼意思呢?…它指的是人們將大規模背棄基督教的信念,或對基督教信念的徹底否認。
      然後,一位舉世矚目的人物將會出現。此人將是一位 "無法之人", 換句話說,他將是一個罪孽與叛逆的化身 (William Macdonald, Believer's Bible Commentary,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, 1995 年版, 第2053頁; 有關帖撒羅尼迦後書2:1-3的註釋)。

"無法之人" 指的是敵基督,也就是最後一位全球獨裁者。可見,使徒保羅告訴我們說,在「大患難」發生之前,必先有兩件事發生 ── 特有的離道反教,以及敵基督的出現。在這則信息中,我將探討的是前者,即離道反教之事。主的日子不會到來,除非 "離道反教的事" 必先發生。奎斯維爾博士說(Dr. W. A. Criswell):

"離道反教的事" 一詞可譯成英文的 "the apostasy"。其中的定冠詞 "the" 意味着保羅所思考的,是某次特定的離道反教的時期。言下之意是,在 "主的日子" 到來之前,自稱信徒的世人必先有顯著的離道反教之傾向 (W. A. Criswell, Ph.D., The Criswell Study Bible,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, 1979; 對帖撒羅尼迦後書2:3的註解)。

在基督教歷史上或時代(era, or dispensation)期間,有過數次離道反教的階段。但直到近代為止,沒有出現過一次全球性的 "大規模背棄基督教信念" 的時期 (MacDonald, 同上)。如今,一切新教主流教派均因離道反教而遍體鱗傷。在循道宗的學院與機構內、在路德教、長老會主體、聖公會、以及許多浸信會之內,這都已成事實;我們已將這一切記錄在了我們撰寫的《當今的離道反教》一書中 (Today's Apostasy, Hearthstone Publishing, 1999; 2001年第二版)。甚至羅馬天主教教會如今也走上了自由主義化的離道反教之路;連教皇本人現在也完全接納了達爾文的進化論。林賽珥博士(Dr. Harold Lindsell)曾在他所著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《為聖經爭鬥》(The Battle for the Bible, Zondervan, 1976年版)一書內,詳細地記載了眾教會離道反教的過程。書中一些章節的名稱便包括了討論離道反教的內容:

路德教會-密蘇里州議會(The Lutheran Church-Missouri Synod),
美南浸信會(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),
福樂神學院(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),
其他教派以 及其他類似教會的組織。

大衛•韋爾斯博士(Dr. David F. Wells)在戈登-康維爾神學院(Gordon-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)中曾擔任 歷史與系統神學 的教授。他著寫了數本記述離道反教之事在福音教派內迅速蔓延的書籍,其中包括了如下幾本:《廢墟中的神》(God in the Wasteland)、《我們美德的丟失》(Losing our Virtue)、《真理難容﹕福音派的神學理論何在?》(No Place for Truth: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?)。《時代周刊》把韋爾斯博士的書籍稱作 "對福音派神學理論敗壞的一针见血的譴責"。在《真理難容》(Eerdmans, 1993年版)一書中,韋爾斯博士說:

當基督教真理的社區出差錯時…其結果…便是總體上的無神論信仰,無論出錯的是自由派或是原教旨派。正是此無神論的信仰,使教會貶低成它所舉辦的一場禮拜、或其牧師所能鼓動促成的某種好感而已…它使教會貶低成某種助人行善的機構…我們從中獲得的僅是某種情緒而已…人們僅願不顧正誤地聽講,對真理毫無興趣;他們對正義僅具有好感,而缺乏激情(第 248, 249頁)。

他還說,

福音派社區因向現代主義長期的逐步妥協, 已漸漸失去了它的戰鬥性。更不幸的是,它已失去了傳統上所持有的信念, 不再認為神具有中心的地位、以及充足的能力…反而認為教會如今所需的是改革、並非復興(同上, 第295, 296頁)。

他說,超巨型教會、新興教會、以及激進派人士正往 "更加自由化的基督教發展。我懷疑,隨着時間的推移,這些福音教派人士的下一代,將變成徹頭徹尾的自由派人士,變成他們的祖輩所抗爭反對的群體一樣" (David F. Wells, Ph.D., 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,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2008年版, 第2頁)。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,僅有一點:我認為他們中許多已經 "變成徹頭徹尾的自由派人士" 了。例如, 饒伯•貝爾(Rob Bell)對「永恆地獄」這一教義的攻擊,完全有可能在哈利•佛斯迪克(Harry Emerson Fosdick)或過去其他任何一位自由派人士的書中讀到。而 貝爾 這本書卻得到了福樂神學院主席的徹底認同!

"人不拘用甚麼法子,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;因為那日子以前,必有離道反教的事…" (帖撒羅尼迦 2:3)。

如今,我們無疑已經生活在那獨特的離道反教的時期內了!

但此離道反教是如何產生的?馬丁•羅伊-瓊斯博士(Dr. Martyn Lloyd-Jones)對此作出了正確的闡述:

我會毫不遲疑地肯定說,現今基督教教會的整體狀況、以及它所造成的世界整體狀況,其主要原因在於教會中越來越深的可怕的離道反教的狀態。在過去一百年以來,教會的離道反教狀態已變得越來越糟糕 (D. Martyn Lloyd-Jones, M.D., Revival, Crossway Books, 1987年版, 第55頁)。

羅伊-瓊斯博士說這話的時候是1970年代初。如果他現在來說這話,便會說 "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以來,教會的離道反教狀態已變得越來越糟糕"。

離道反教的根源可追溯到啟蒙時期。弗朗西斯•謝弗博士(Dr. Francis A. Schaeffer)指出, 法國哲學家伏爾泰(Voltaire, 1694-1778)被稱為 "啟蒙運動之父"。謝弗博士指出:

啟蒙運動烏托邦式的追求可以用五個字來概括﹕理智、自然、幸福、進步、及自由,其理念基礎純屬世俗 (Francis A. Schaeffer, D.D., How Should We Then Live?, original copyright 1976; Crossway Books, 2005年重印本, 第121頁)。

在啟蒙運動思維中,人佔據中心地位。神與聖經變成了道具和配景。

涉及我們討論的離道反教的題材,啟蒙運動中有三個突出的人物,他們具有深遠的影響力。約翰•塞姆爾(Johann Semler, 1725-1791)是一位德國的神學家,他說,神學是一門不斷更新和發展的學問,因神學家必須應答處理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所提出的問題。結果,聖經內很大一部分並非神所默示的。聖經內的理念價值必須由個人來鑑定。如此,塞姆爾把人的理智擺在了聖經內神的默示之上,打開了出自德國的聖經批判學大門,削弱了聖經在現代世界中的權威。

對離道反教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第二個人便是查爾斯•達爾文(Charles Darwin, 1809-1882)。達爾文的唯一學位是神學理論方面的。他拋棄了早年所信奉的在創世記中所記載的創世論,在他撰寫的《物種起源》(The Origin of Species)一書內,提出了物種演變的理論,那便是人人耳熟能詳的進化論。後來, 他在1871年所著的《人類的由來》(Descent of Man)一書中,使用了進化論來解釋人類的起源。托馬斯•赫胥黎 (Thomas Huxley, 1829-1895) 在多次辯論中攻擊了基督教,並由此令達爾文的進化論普及起來。達爾文和赫胥黎嚴重地破壞了基督徒的信仰和聖經的權威性。

第三個帶啓蒙思維的人是查爾斯•菲尼(Charles G. Finney, 1792-1875)。此人在離道反教浪潮的泛濫中常常被人忽略。菲尼攻擊了新教改革派的說教,他把救恩置於人的把握中,而並非神的工作。菲尼教導,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意志,來選擇得救,或拒絕救恩。所以,得救本乎恩典這一改革派的偉大教義,被菲尼的「新伯拉糾主義」(neo-Pelagianism)取代了。他認為,人完全能靠自己的決定來成為基督徒,只要他本人決定便可以了。菲尼不是阿米尼鳥斯主義者(Arminian)。他是個彻头彻尾的伯拉糾主義者。菲尼的伯拉糾主義學說最終迅速蔓延開來,取代了改革派所教導的得救本乎恩典的教義。菲尼主義的影響是如此的強大,以至於現代的 "決志主義(Decisionism)" 大致上取代了傳統的新教教義。

讓我們來看看 "決志主義" 是如何吞沒了教會,並造成了如今離道反教的現狀。伊恩•穆雷在他撰寫的《復興與復興主義》一書中指出,福音教派在十九世紀中拋棄了傳統的轉變得救的概念,轉而接納了查爾斯•菲尼(1792-1875)所倡導的 "決志主義"(Iain H. Murray, Revival and Revivalism: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-1858)。穆雷明確地指出,到了二十世紀初,在流行的福音思維領域中,這一演變轉折已基本上完成了:

      轉變乃人的作為這一概念,變成了福音派的核心教義; 同時,正如他們忘記了重生乃神的作為一樣,復興乃聖靈之工的概念也完全消失了。[這] 正是菲尼理論的直接惡果 (Iain H. Murray, Revival and Revivalism: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-1858, Banner of Truth Trust, 1994, 第412-413頁)。

穆雷所著的書對這段關鍵的轉折時期具有極深的見解。我們應該先讀第十四章。其中提供了福音派信仰是如何逐漸脫離了對轉變的傳統古老的認識,並進而墮入了新的菲尼的 "決志主義" 教義。由新教和浸信教所傳播的轉變逐漸被人遺忘,取而代之的僅是為基督的某種人為的決志,其真實內涵因人而異。「走向前面」, 「舉手決志」, 「作罪人的禱告」, 「認基督為主」, 承認「救恩的計劃」, 甚至背誦的幾句經文,都可以用來代替聖經內所談到的神在人內心做成的轉變異工。

由菲尼所代表的離棄轉變、傾向決志主義的過度,也曾引起其他幾位學者的注意。大衛•韋爾斯在戈登-康維爾神學院 中擔任 歷史與系統神學 的教授,他說, "對轉變之理解的變化具有幾個階段。" 他在列舉了這幾個階段之後指出,這些變化與查爾斯•菲尼的工作息息相關(David F. Wells, Turning to God: Biblical Conversion in the Modern World, Baker Book House, 1989, 第93頁)。已故的歷史學家威廉•麥克牢弗臨二世也曾談到 "查爾斯•格藍迪遜•菲尼在1825-1835年間創立了現代復興主義" (William G. McLoughlin, Jr., Modern Revivalism: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to Billy Graham,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, 1959, 第11頁)。福音派理論家派克(J. I. Packer)也同意這種看法,並說道, "現代式的福音概念是 查爾斯•G•菲尼在1820年代中所發明的" (J. I. Packer, A Quest For Godliness, Crossway Books, 1990, 第292頁)。理查德•若賓挪維滋也曾帶着世俗歷史學家的眼光,著書描述過這種由轉變向決志的變遷 (Richard Rabinowitz, The Spiritual Self in Everyday Life: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-Century New England,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, 1989)。其他宣道士在這一變遷中也曾起過某種作用,但菲尼明顯是這一過程的引路人。

如此,正如這些人所指出的那樣,轉變演化成決志,這主要歸功於菲尼的事工和著作。菲尼的觀點橫掃了所有美國福音派的教會,並在後來二十世紀中滲透了許多在英國的教會。如今,穆雷所作出的描述,幾乎完全概括了所有英文社區的現狀: "正如他們忘記了重生乃神的作為一樣,復興乃聖靈之工的概念也完全消失了。[這] 正是菲尼理論的直接惡果" (Murray, Revival and Revivalism, 第412-413頁)。正如威廉•麥克牢弗臨 所指出的那樣, "他開創了一個美國復興主義的新世代。他改變了整個福音運動的理論與過程" (McLoughlin, Modern Revivalism, 第11頁)。我們如今仍在與那次變遷所帶來的惡果作爭鬥。我們周圍離道反教的現狀顯明,菲尼的決志主義造成了我們教會的衰亡。

菲尼是啟蒙運動的果實。啟蒙運動在十八世紀中將人文主義(人的理智乃知識的源泉)帶入了哲學思維領域。啟蒙運動對菲尼的理論影響,主要來源於布萊斯通所著的《布萊斯通法學詮註》(Blackstone's Commentaries)。菲尼的神學理論幾乎完全基於人的理智和思維,顯明了他深受啟蒙運動之影響的痕跡。康德(Kant, 卒於1804年)與施萊爾馬赫(Schleiermacher, 1834年卒)論述說,宗教的目的主要不是神,而是更着重有關人類信仰的旅途。他們的觀點通過菲尼的理論與方法得到了充分的表達。黑格爾(G. W. F. Hegel, 1831年卒)說,神是一種不具理智的能力。此觀點也曾屢次在菲尼的著作中出現過。因此,啟蒙運動代表人物的哲學觀點(康德、施萊爾馬赫、以及黑格爾)通過這才華橫溢的年輕律師的心靈,滲透體現在菲尼的理論和方法中。將人放在中心地位、以及人類的自主性(human sufficiency)變成了菲尼時代思維方法的一部分。菲尼受此影響極為深刻。而正是通過菲尼,啟蒙運動的思維理念滲透了美國新教整體,幾乎完全摧毀了它。

菲尼的決志主義首先毀掉了公理會,然後是循道宗,再後是長老會,接下去便是各種浸信會的團體。自由派並沒有 造成教會的衰亡,其罪魁禍首是決志主義。決志主義帶來了自由派的論點。在我就讀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裡面的每一位自由派教授,都曾作過某種決志,但他們的決志並未使他們獲得轉變,結果他們一旦接觸到自由派的觀點,便立刻接受了它。決志主義帶來了自由派的理念,原因在於那些未得轉變之人,雖然作過決志,卻仍舊無法理解聖經內屬靈的信息 (參 林前2:14)。 耶穌曾對一位知名的學者這樣講, "我說:「你們必須重生,」你不要以為希奇" (約3:7)。

無論你是誰,無論你學到了什麼,無論你作過多少 "決志" 與 "獻身",或者你如何努力將基督作為你的主,你仍然必須經歷轉變,不然你必下地獄。我們的祈求是你能夠認罪自責,趁現今仍有機會,在信靠主耶穌時得到真正地轉變。

(證道 / 宣道結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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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道前葛利費斯先生(Mr. Benjamin Kincaid Griffith)的獨唱﹕
"Christ Returneth" (詞: H. L. Turner, 1878)。